Nov 19, 2017

第七章  走出圣经

二、基督教与国家兴衰

  大卫·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一开篇就向读者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年青学者,在向18位美国基督徒游客作演讲时说:“有件事我们很想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方在全世界这么成功、如此独特超群呢?我们从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作过研究。起初,我们以为是你们有比我们更厉害的大炮;后来,我们以为是你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再后来,我们钻研你们的经济体系;但最近二十年来,我们终于认识到,你们文化的核心是你们的宗教——基督教,这才是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基督教伦理基础使资本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然后又成功地转化为民主政治。对此我们毫无怀疑。”2

  这种观点竟出自一位中国学术权威机构的学者,当然让美国客人跌破眼镜。那么,这种观点究竟符不符合历史事实呢?

  事实是,中国人早在太平天国年代就曾经尝试用基督教救国,结果失败了。孙中山先生早年就读的大多数学校是西式的教会学校,并在未成人之前就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后来又曾求学、生活于美国和英国,可算是对西方社会及基督教有深切认识的先行者,但他在发动中国民主革命之后,公开提倡并为之奋斗终身的却是三民主义,而并不是基督教。

  历史上,在没有基督教或基督教影响微乎其微的中国,却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至少达一千多年,其间的汉唐盛世,更是空前繁荣和强大。世界体系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G.弗兰克(AndreG.Frank)教授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指出:“在公元1800年以前,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中国又在其中占有‘中心’的位置。”3虽然经济不能代表一切,但至少是衡量一个社会综合势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而另一方面,基督教在历史上带给西方的并不都是福音。基督教于公元380被正式确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可在此之后仅15年,帝国就走向了分裂。在大唐鼎盛时期,西方却处于教会统治的“黑暗时期”。罗素曾经指出:“到公元1000年左右,西欧已衰落到了极点。”4接着发生的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公元1095-1291年),不仅给地中海以东地区造成灾难和浩劫,而且也给西欧人民自身带来了极其沉重的创伤和苦难,最悲惨的莫过于那上当受害的几万儿童十字军。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史蒂文·南西曼(StevenRunciman)爵士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书的结尾这样总结道:“崇高的理想被野蛮与贪婪所践踏……圣战只不过是以上帝的名义而发动的长期的不宽容行为,是对圣灵犯下的滔天大罪。”5

  自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后,二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同时又与世俗统治集团间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终于在公元1562年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一系列宗教战争。虽然是以法兰西内战为主,但在英国、西班牙、荷兰及土耳其之间及其内部也发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紧接着,在经过了20年相对太平的日子后,或者说在各种矛盾像暗流一样再积蓄了20年后,欧洲终于又爆发了更为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整个欧洲大地战火连天、尸横遍野,灾荒瘟疫流行,就如同人间地狱一般。虽然引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很多,包括许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但最大起因是新兴的宗教改革势力继续向基督教传统势力发起的挑战。

  后来西方之所以超越中国,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是得益于科学理念、人文思想的复苏和传播以及商业城邦的兴起。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教会统治的中世纪文化和思想发起了冲击,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文主义者认为,古希腊文化是文明的典范,而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则是文明的倒退,比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就在其代表作《神曲》中以含蓄的手法批判和揭露了教会的腐败和黑暗。中国人虽率先发明了指南针并拥有庞大无敌的远洋船队,但由于专制保守的皇帝所下的一纸禁海令,就从此在充满希望的大洋上失去了身影,而欧洲人却在地球是球体的理论指引下发现了新大陆,并首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环球航行,从而站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制高点上。

  有学者认为,是新教伦理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甚至导致了工业革命。他们的主要论据是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韦伯(MaxWex-bible-er)的理论。然而,他们其实是片面地理解了韦伯的理论。韦伯并不是一个宗教决定论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我们丝毫不想支持这样一种愚蠢和教条的理论:即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能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特别影响的结果而产生;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只能产生于宗教改革运动。而在宗教改革运动出现很早以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一些非常确定的和重要的形式就已经存在了,这个事实本身足以驳斥上述论调。相反,我们只是想确认,在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及在全球量的扩展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6

  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和从前的中国一样,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基督教和儒教都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因此在东西方传统价值体系中都是重义轻利,不鼓励经商和某利,商人及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都很低下。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工商业后来能在欧洲漫漫成长壮大,而在中国却没有呢?许多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力相对比较分散,使得独立的商业城市和公民社会较容易形成和发展,而中国无所不在的大一统政治体制却严重阻碍了这种发展。然而,假设在其它因素和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假设当然不成立,这里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如果欧洲人当时信仰的是儒教而不是基督教,那么为了顺应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而进行的改革就会更顺利,因为儒教是积极入世的和理性的,这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追求是一致的,而传统的基督教却是消极出世的和非理性的。许多受儒家影响很深的东亚国家在近代及现代能很快地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很好的证明。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教伦理中有两条对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贡献最大:一是,它反对把传统的僧侣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视为理想,而倡导劳动是人的“天职”,认为赚钱和赢利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为了荣耀上帝;二是,它鼓励勤劳、节俭和诚信。但很难想象宗教改革的先驱们怎么能从《圣经》(特别是新约)中引申出这些伦理观。众所周知,早期的基督徒大多数是穷人,类似“安贫乐道”及“视金钱如粪土”的教训在福音书中经常出现。比如在马太6:19-21中,耶稣就这样教导门徒:“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耶稣甚至提倡“不劳而获”:“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马太6:26)“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约翰4:37-38)他还经常宣传,审判日很快就会到来,只有那些为了信仰而撇下亲人、房屋和田地的人才可获得赦免。根据新约记载,耶稣在世时,彼得等十二门徒已放弃了自己的一切财产而跟随耶稣。耶稣升天后,彼得领导的教会很快就号召所有信徒把自已的家产全数献给教会,大家在一起过着无产阶级人民公社式的生活。由此可见,新教中类似“勤劳致富”的伦理观是与新约中的原始教义完全不一致的。

  有人说,是清教徒的节俭精神让英国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原始资本积累。这既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历史。世上哪有几个靠省吃俭用发大财的?历史上,欧洲的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对殖民地的掠夺、生产方式的变革、金融和贸易的发展以及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等等来实现的。与其说提倡勤劳和节俭是为了积累财富,不如说是资本家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而需要造就大批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无产者。至于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其它国家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其中有许多特殊原因及偶然因素,比如,英国是个岛国,许多新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及战争从欧洲大陆各地逃到英国,从而为英国带去了大量资金、技术和贸易信息,另外英国出产优质羊毛,圈地运动推行得比较早和彻底,并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等有利条件。长期以来,清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兴起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被过份夸大,其实清教当时在英国只不过是个受压制的小教派而已。

  又有学者以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及牛顿等上百名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为例来证明,西方的科学发达是得益于基督教。其实,这是从事物的表面现象出发而得出的本末倒置的结论。大量历史文献显示,启发和帮助哥白尼、开普勒等获得伟大发现的,是大量被重新发现的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著作,这应该感谢文艺复兴。比如,最早提出“日心说”的其实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7基督教经过一千几百年的发展,西方已没有多少人不是基督徒了,所以当时的科学家们都是基督徒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正是一些离经叛道的科学家的发现,才让后人敢于进一步怀疑《圣经》的权威,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发现。

  历史上,天主教利用宗教裁判所对异己进行残酷迫害,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众所知,布鲁诺因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活活烧死,伽利略因支持“日心说”死在软禁之中。而当时新教在压制异己方面与天主教是一致的,比如马丁·路德在反对哥白尼时曾这样说:“这个笨蛋想颠覆整个天文科学,但《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曾命令太阳站住,而不是地球。”加尔文(Calvin)则先引述诗篇93:1中的话:“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指地球不会运动),然后傲慢地质问:“谁胆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之上?”8下一节我们还将讨论长期以来基督教各派是如何压制进化论的。

  还有不少人把西方发达的民主制度也归功于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而事实上,基督教在现实教会的组织中以及在未来天国的理想中处处反映的都是等级观念。天主教教会发展到16世纪时已专制腐败到极点,因此才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众所周知,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起源于古希腊与奴隶制并存的城邦民主制,后来发展出英国的君主立宪民主制,再发展到美国的“三权分立”代议民主制,其间经历了许多不断完善的复杂过程,与基督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西方社会如今已越来越世俗化了,但他们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倒退。印度的主要人口信奉有种姓等级观念的印度教,他们同样可以建立民主制度;而信奉“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国家,却反而没有几个是推行民主的。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有“上天最公平”等观念,而且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还曾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们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时中国的科举官僚制度也比西方的贵族世袭制度更公平,后来却因为闭关锁国、傲慢自大而错过了向西方学习及自我更新的大好时机。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

  美国最初主要是由那些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建立的,后来又有大批爱尔兰及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徒移民到美国,所以美国是一个以基督徒为主要人口的国家。但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潘恩和亚当斯等,就像当时欧洲的许多社会精英一样,都已从对人格神的崇拜上升到对自然神的信仰,他们在《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上帝就是自然神。为了保护信仰自由,他们没有定基督教为国教,而是在宪法中确立了政府、司法与宗教的独立,为个人追求最大自由发展的美国梦提供了制度保障。美国后来的成功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比如,维护国家统一和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西部大开发,激励和保护创造发明的完善体系,引进欧洲先进的教育思想和体制等等。当然,一些世俗化和理性化了的清教道德观也对美国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就像前面分析过的,它们并不是基督教独有的,甚至是与传统的基督教精神相矛盾的。另外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越高,信仰人格化神的人所占比率就越低。比如,《自然》杂志在1998年向517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发出问卷调查,结果在收到的大约60%的回信中,只有约7%的人信人格化的神。9目前,美国较为发达的州,即沿海的那些蓝色洲,信教人数的比率都相对较低,而中部那些宗教气氛浓厚的红色洲都相对比较落后。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西欧的世俗化趋势正方兴未艾,而且信徒们也日益变得开明、自由。在法国、瑞典和荷兰的一些地区,只有不到10%的人经常去教堂。相反,在东欧和俄罗斯,基督教却发展较快,部分原因是由于填补共产主义失落后的信仰真空,更主要是因为有宗教成长的好土壤--那就是社会动荡、变革所带来的生活不保与失望。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同属东亚儒家文明圈,如今都已是发达或准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而菲律宾、南美洲及非洲许多基督教国家至今仍在为摆脱贫困而奋斗。现今世界的政治、经济重心已在逐步从西方向东方漂移,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这显然也与基督教关系不大。而在中国大陆的现实是,基督教发展较快的地区大多数集中在贫穷落后的农村。

  分析国家兴衰的各种因素极为错综复杂,是超出本书范围的宏大叙述。我在此只是列出一些明显违反事实的观念误区。有位朴实的农民说得好,兔子比乌龟跑得快是因为有四条飞毛腿,而不是那两只招风耳。

  拿破仑曾把旧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狮,其实西方又何尝不像一头巨狮,虽然早已苏醒,雄视阔步,却仍苦于无法挣脱套在脖子上的沉重锁链。而让西方巨狮哭笑不得的是,竟有人羡慕他挂着一条神圣而高贵的项链。



参考文献:

2. Aikman, David.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3. 5-6.

3. Frank, Andre Gunder 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5.

4. Russell, Bertran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45. 398.

5. Runciman, Steve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480.

6. Wex-bible-ber,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91.

7. Russell, Bertrand. Religion and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

8. 同[7], 23页。

9. Larson, Edward J. & Witham, Larry. “Leading Scientists still reject God.” Nature. 23 Jan. 1998: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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